随意而书

　　摘引：“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如何对待国学这个问题一向是容易使人激动的”－－针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的评论文章中的一句话。　　　　　　　　　　　　　　　　　　　　　　　　　　　

　　　　　　　　　　　　　　　　　　　　　　　　　　　　　　　　　　　--学者李银河

　　自序：木子美不断地在网络日志的字里行间呻吟，芙蓉姐姐招摇自曝名噪一时做客新浪搜狐，超级女声吸引的观众眼球足以灼烤李－宏－志的弟子令其自燃......在现代传播的轩然浪潮中，国学孤寂的侧影也从悠长的历史遂道中挺身而现：它打碎面容的尘封，除却躯体的桎梏，在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的揭幕式上展颜，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国学老板班的开课典礼上欢笑，在立水桥畔的国学俱乐部内畅谈......作为一个从事国学培训工作的竖子，也禁不住“激动”了，激动得大喊一声：国学，只是一碗热干面！！喊过之后，并不畅快。屈指而计０５年与国学相伴而行的日子，心绪不宁,遂将自己所知的国学皮毛整理出来，做为一年来的工作总结，让自己有所释放，不再激动。

　一、什么是“国学”

　　在社会科学里，给出任何一个普世的概念，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对于国学的概念说明我想更是艰难中的最最艰难。一次，与一位ＩＴ业界的程序高手讨论，他讲，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之于自然科学中的概念犹如数学中的公理之于定理；公理是无法证明的，定理是由公理推演而得。那么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就相当于公理，它应该是在实践中自明的而不是被推演证明的。然而，即然提出了国学这一名词，我们就要想办法理解国学究竟是什么，无论概念推演如何晦涩更无论概念定义的说明是如何最最艰难。

　　首先，回顾一下国学的发展历程。

　　（一）建国前

    19-20世纪之交,近代中国受西方武力及思潮荡击，在物质文明和文质文明的中西竞争中节节败退。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基本确立了尊西崇新的大势。正是因为崇西观念的引入，风靡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西方“国家”概念被引入中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资源。时人特别观注学术与中国之学的关系，关于中学（旧学）是否有用、有什么用、及什么才有用等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并因此产生关于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的区分以及对后者的特别关注。复因中学在物质层面的“无用”发展到中国“无学”的认知，而中西学战的存在又不允许中国“无学”，结果导致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君学”与“国学”的区分和对“古学”的全面梳理，最后由于古学难以包容西学而使更具开放性的“国学”或“国粹”“国魂”这样的新术语行以流行。“国学”适应了清季民初人士寻求民族共同象征的精神满足，却未能成为当时的思想主流。原因有二：第一、国学广阔的包容性、传统的多元性、隐伏的汲取性决定了这一概念要得到充分的发展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淀；第二、国学仅仅满足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精神象征，并不能在充盈物质文明方面起到实际功效。为此，国学并未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相反地，讲求实际效能的西学大畅其道（详细请阅《裂变中的传承--２０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一书，罗志田著）。

　　（二）建国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９年），由于国际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盛行，以及东亚独特的工业模式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上升趋势，使得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全面的反思；在国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两种不同的判断参照体系不断在碰撞中并行，基于经济与政治条件的变革从而造成了文化观念的变革。在国际和国内上述背景之下，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持续近十年的文化研讨热潮。这一热潮争论的的两大焦点问题：一是儒学问题；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详细请阅《８０年代“文化热”研究综述》一文，宗胜利著）。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就会议提供的论文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来看，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同年１２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详细请阅《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文，刘志琴著）。

　　以上是关于８０年代“文化热”的理论总结及史实的一点点摘要描述。清华大学羊涤生教授认为“80年代的文化热，不仅是搞文学、历史、哲学的，包括搞经济、科学的也都卷了进来，形成一个全民性。”如果我们把国学笼统地理解为一国所有之学，那么我们可以认为：８０年代的文化热在传统文化领域里再一次掀起了以儒学为中心，涉及诸子百家学说的大讨论，是一次以保有传统文化资源如何与实现现代化结合起来为目的的国学复兴运动。

　　９０年代起至今，为满足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国学被炒作为一种满足精神生活现实功用性极强消费潮流（第二部分将着重描述），并未在彻底解决思想问题上取得重大的进展。遇资州在《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丛书漫议》一文中写道“常听说90年代思想学术的热点回归国学，看来是一派谣言。即便国学研究，在方法和论题方面具有冲击力的仍是翻译。国学研究的进展还要靠基本文献的发掘、整理。欧洲学界至今整理中古思想文献不辍，汉语古典文献整理差得很远。”

　　从以上简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国学”大概经历了“中学；国粹学\国故学；国学；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四种名词指称阶段。

　　其次，引述已有的国学界定。

　　学者的学术界定：邓实认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章太炎先生称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术；吴宓先生认为国学是一个国家学术的总体，是本国学术的整体；张岱年先生界定为中国学术的简称；曹伯韩先生认为，国学的范围是指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袁征认为国学就是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钱穆先生认为“「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他条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人统、事统和学统，亦即为人、做事、治学的三大传统。

　　国学网关于国学的定义：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袁伟时先生在《老老實實叫"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就很好》一文中就“国学”曾论述如下：

　　“國學”這個概念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所謂“國學”，其實是指漢民族傳統文化。中國是５６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各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把這些傳統文化拒之“國”門之外，這樣的“國學”是名不副實的。其次，現代學朮已經細化，中國哲學、中國古代思想、中國文學、中國藝朮、中國醫學、中國歷史、中國古代科學技朮，如此等等，統統放在一個籃子里，這樣做反而不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傳承。有些提倡者說西方的學科分類限制、束縛了“國學”。這等于說要把國際學朮規范拒之“國”門之外。此外，二十世紀生長起來的中國現代學朮文化，包括王國維、梁啟超、胡適、陳寅恪、魯迅、郭沫若、曹禺、老舍、沈從文等人的學朮和創作成果算不算“國學”？
　　我認為不必把國與非國抬出來，弄得那么嚇人，老老實實叫“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就很好。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在內的中國學或中國研究已經成為包括眾多學科門類的世界性的學朮，另樹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國學”大旗，有什么好處？既然是學朮，就要在世界學朮舞台上比拼﹔關起門來，自吹自擂﹔或者以博得領導喝彩為榮，后果如何，不難想象。 

　　最后，申明笔者对“国学”的偿试说明。

　　结合以上史料及各家论说，笔者赞同钱穆先生的看法“‘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正如袁伟时先生所述，现今“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学或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包罗众多学科门类的世界性的学术”。笔者认为“国学”称为中国文化学更为恰当一些。

　　中国文化指向的范围比“国学”指向的范围更为宏大。一般而言，理解宏大的范围比理解小于宏大的范围更为艰难；此外，界定文化的定义比界定“国学”的定义更为艰难：据美国人类学家A.L.Kroeber,Clyde Kluckhohn,Wayne Untereiner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所录，仅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五一年八十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即达一百六十四种之多。既然中国文化这一名词指向更为宏大含义更为不确定，用这一称谓替换“国学”岂不是徒劳之举？否。理由如下：一、中国文化指向更为宏大的范围，所以分类更为清楚、纲目更为明了，从而避免了“国学”指向范围混杂、不利区分的弱点，符合现代学术细化分工的趋势。二、中国文化含义的不确定性指明它集包容性、多元性、汲取性于一身，满足了随时随世融和发展的完满性要求，不会染有民族主义情绪。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２年）传入中国，至今已演化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佛学算做中国之国学还是印度之国学呢？

　　接下来我们会问，什么是中国文化？

　　台湾学者殷海光在论述了文化记述的定义、历史的定义、规范性的定义、心理的定义、结构的定义、发生的定义之后得出了关于文化的如下几个推论：

　　一、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我们不可有意或无意把我们认为“好的”或“要得的”看作是文化，而把我们认为“不好的”或“要不得的”看作不是文化而只是“历史的偶然”。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任何一个层面或要件或事物，无一不是文化所有的层面或要件或事物。

　　二、文化包括层进中的各层。所谓“物质”和“精神”这样简单而粗疏的二分法不足以相应地特指文化的内容。］

　　三、文化之所指不限于所谓的“文明人”，所谓的“野蛮人”同样有文化。所谓“文明”和“野蛮”之分，以及认为自己总是站在“文明”这一边，这种念头是出于自我重要感、声威要求和对文化的知识之贫乏。在事实上，文化是地球表面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这个地球表面，除了传说中的或极少数的狼人以外，凡有人的地方都一定有文化。

　　四、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在变动之中。有的文化变动较快，有的文化变动较慢。有的文化变动的缓慢使生在其中的文化分子感觉不出来。

　　五、价值观念是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我们简直不能设想没有价值含在其中的任何文化。

　　六、文化与文化价值都是相对的，虽然也有普同的成份。在世界文化典型尚未出现以前，我们很难笼统地说某一文化优秀或某一文化不优秀。

　　基于以上六个推论，我们回答什么是中国文化时不妨把它区分为两个问题来继续追问：“中国文化是什么”和“什么是中国文化”。区分“ＸＸ是什么”和“什么是ＸＸ”有何意义？人民大学教授张志伟认为：当我们追问某种东西“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在逻辑上问的是这种东西的“本质”或“本性”，亦即规定它“是什么”的“定义”。然而所谓“定义”所表述的既可以是曾经如此或现在如此的实际状态，也可以是将来如此或应该如此的理想状态，前者说的是“是如何”，后者讲的则是“应如何”，一个是“实然”，一个是“应然”。当我们作出如此区分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在“中国文化过去和现在是什么”与“中国文化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着差别，把这个问题再继续追问下去的结论是：无论中国文化过去或者现在是什么样子，它有可能还不是它应该所是的样子。

　　所以，“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是需要用整个中国史来回答的。我们只能通过追问“中国文化是什么”的问题，来回答“什么是中国文化”的问题。